偶像劇滴劇場~

	鈕承澤 導演．李烈 監製 演員：阮經天、趙又廷、馬如龍 出品：台灣 / 2010 發行：華納兄弟公司 電影介紹》

由鈕承澤執導的《艋舺》入圍2010柏林影展「電影大觀」觀摩片，斥資七千萬，為台灣近年罕見大成本製作的電影，將於2月5日春節檔期登上大銀幕，並以上百支拷貝的規模在全台盛大聯映。本片時空場景設定於1980年代的艋舺，以地方上的角頭爭霸為背景，記載青春怒放卻陷溺於幫派的太子幫五人，一同走進洶湧的大人世界，以其少年之眼窺探江湖的殘酷律則。在暴烈中，這群十七、八歲的少年以義氣作為最高指導原則，親身體驗友誼的堅定與絕對。

2007年，鈕承澤完成其電影處女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大膽揭露電影籌拍歷程的困挫及不堪，將自我徹底拆穿、解構、擊倒，讓男性隱瞞在內裡的脆弱誠實暴露出來。新作《艋舺》裡頭，和尚（阮經天飾）、蚊子（趙又廷飾）、志龍（鳳小岳飾）等人也經歷了劇烈的人生轉折，他們在血光之中來去，憑恃的無非是對於彼此友情的信任，才使得根本的軟弱找到庇護。這兩部片似乎皆呈現了一種逐步「崩解」的狀態，它可能是一個情境的毀滅、或是主人翁面臨了價值和信仰體系的摧毀，在這之後，又有某種新的方向、信念與體悟緩慢浮現。

《艋舺》部分取材自鈕承澤對於他的青春記憶的回溯，紀念那個荒唐但獨特的成長歲月裡，曾有過的某些深刻交會。藉此，也對觀看群眾釋出一記善意的提醒。談起《艋舺》這部片的產製，鈕承澤滿是驕傲與感恩，他和監製李烈不約而同希望透過《艋舺》為台灣電影打造一個範本，在長期體質不善的電影產製環境中培植邁向工業化的可能。這是一個輝煌的夢，讓人引頸期待。

問及個人創作態度，導演鈕承澤指出兩點原則，包括拍攝動機是否強烈、有多少感受投注其中，以及做這件事會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而電影《艋舺》正是其創作理念的具體實踐。本期【放映頭條】專訪鈕承澤，暢談電影文本的觸發和構想、攝製歷程的各環節以及創新之道。

在《艋舺》裡頭，兄弟間的情感主要奠基在「情義」之上，請問您個人如何看待「情義」？

鈕：在青少年時期，義氣是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對於我那個年代、我那個社群而言，如果我說你很不夠義氣耶，那就是最強烈的指控，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有那樣的朋友，我們出生入死，我們分享一切，那是一種境界吧，一種在成長過程中對於互相支援的社群的需要，一種因嚮往而形成的期待和氛圍。在「登大人」的階段，我們真的透過這樣學習到社會的分工，跟不同人相處，合作完成一件事情，不管那個事情是建立一個國家、在這個街角享有一定的地位、還是創辦一個事業，那是一個社會化的開始。「義氣」說到底，回歸到它最單純、最美的本質，其實就是人跟人之間的支持與相信，我願意相信這份友誼，相信透過我們的結合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但我要特別提醒年輕人，不要被這件事情綑綁，我們還是要尊重自己，要有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要有說「不」的勇氣，透過劇中人的下場，我希望大家可以意識到這點。

片中太子幫一干人各自擁有不同出身背景與鮮明性格，您是如何勾勒出這些人物的形貌？

鈕：我不是希區考克，拍攝之前會把一些細節想好；我不是安東尼奧尼，認為演員就是牛隻，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趕進牛欄裡；我也不是荷索，會和人打賭輸了吃下鞋子、拿槍恐嚇演員。我的創作伙伴曾莉婷常常要幫我系統化、邏輯化，這些角色我都要認識、都要有感覺、都要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以及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這是我創作的基礎和方式。然後用我的品味和經驗去判斷這個東西能不能讓觀眾也感受並且理解，這些角色最後的樣貌，一定有戲劇上的需要、受到真實事件和人物的啟發、有我成長的經驗，並透過片場的氣氛以及這些演員的投入一起完成。開拍之前，我只會設定演員起碼要做到的部分是什麼，但還是留有一些空間去看看會怎麼樣，這可能就是《艋舺》最後不那麼類型的最重要原因，因為類型片要求的是「這樣就夠了」，只求觀眾懂了，但我還是十分注重拍攝當下的感受，怎麼樣可以讓演員變成劇中人物，那是最理想的狀態，我覺得裡面有一些角色已經變成他了，如和尚，那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小天了，裡面當然有他的聰明、努力和個人情感。

本片為了重塑1980年代的艋舺風貌，特地於剝皮寮等地大規模搭景，不過當拍攝場景跳脫這些地域，進入外部現代化的城市景觀時，難免會遇到景觀上的不協調之處。實際拍攝現場是否遇到哪些困難？如何加以排除？

鈕：是的，非常痛苦。我們很考究，1987年之後才有的事物是全部不能在電影裡面出現的，這四年來我去了無數次的艋舺，找尋拍攝角度，隨著預算的調整、資源的增加，擴大鏡頭可以拍攝的範圍。可是仍然常常感到極大的困擾，片中太子幫騎摩托車那場戲，最後演變成必須封街，否則無法拍攝。很多大樓、現代招牌在後製階段都用特效塗掉了，當然若硬要考據，指出當時河岸沒有那棟大廈，那就是我們做不到的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在很低的預算內花了很大的力氣在迴避、在選擇。中間也面臨了一些挑戰和判斷，比方我實在不知道那五百人打架要在哪裡、也不知道後壁厝和廟口的楚河漢界在哪裡，為了劇情上的需要，最後我決定在華西街觀光夜市廣州街口，可是面對一個挑戰是，華西街觀光夜市是1987年才建成的，最後我決定就這樣吧，因為它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另外有一場戲是文謙跟和尚在車上，刀疤從照後鏡裡面瞄了一眼，那場戲本來預計拍兩個小時，共三個鏡頭，那是最後一天最後一場，原本預估早上七、八點可以收工，結果我們拍到下午一點，就是因為一直穿幫！摩托車會進來、路段的選擇、兩旁的景物都必須納入考量，那一刻我非常懊惱沒有在當初封街的時候順便拍掉這一場，這是拍這齣戲很折磨人的一個環節。

本片由陳珊妮擔任音樂總監，電影開場不久，有一場激烈的打群架戲碼，卻以略顯輕盈、非寫實的音樂造成反差去調節畫面上的暴力。這樣的音樂設計和效果是出自您的發想嗎？製作過程中，又是如何與陳珊妮溝通？

鈕：在那場戲裡面，我不想要激越的配樂，我覺得那邊就適合一種柔軟的、溫馨的、帶一點趣味的音樂，很高興珊妮能理解我的需要，所以有一些橋段使用了反差比較大的音樂。前半段的打鬥其實都不是性命相搏的，那只是血氣方剛的一種發洩甚至是舞蹈，且並未使用兵器，整體而言有一種詼諧感和荒謬感，像一場遙遠的、曼妙的集體律動。台灣電影工業向來被認為是不完備的，我也想要開發一些新的可能人選，珊妮過往的經驗和品味我都非常肯定，她也很喜歡這個劇本，於是兩人開始討論。我跟她講了一些元素，比如要有台灣元素，打造比較激越的調性。我也提到應該要有一首「艋舺之歌」，展現黑社會的大器、當地的歷史感；兄弟之間應有一首歌，歌頌當時的美好、灑落的陽光、襯衫的顏色，以及彼此間的青春和友誼。珊妮做了三首demo，我非常喜歡，因而放下很大的心；後來我們之間的溝通過程當然不是全然沒有問題，因為她過去沒有做電影配樂的經驗，加上求好心切往往太過焦慮。不過最後的成品確實符合整個艋舺的精神，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之下這樣的結果已經很讓人欣慰了，也的確做了一些嘗試，比方大規模編制的管弦樂、用真的樂器演奏、有一些破格的想像和思維，尤其在片子後半部，從真相要開始揭露的那一刻起的電影配樂我都覺得非常到位。在音樂這一塊我要特別強調音效指導杜篤之的付出和努力，他對於《艋舺》特別認同、特別喜歡，也就特別用心，後製階段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在錄音室挪動、剪裁，意圖讓配樂達到最好的狀態。

請推薦《放映週報》的讀者一個非看本片不可的理由。

鈕：這是一群人對夢想的追求，包括劇中人角色，以及幕後所有演員和工作團隊對台灣電影有一個夢，我們想要拍出真正好看的電影。有一群人在這個時間點，盡心盡力、誠懇熱血地拍出一部作品，在我們的觀眾長久渴望能有感動人心、好看的本土電影，在台灣電影工作歷經二十年的低潮之際。憑藉受盡懷疑、家人責備卻一直堅持在這裡的信念，不管對觀眾或同業人員而言，我希望《艋舺》可以成為一個例子，一個兩邊相會的例子，是一趟台灣電影甚至華語電影的遠大航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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